摘要：自然环境及其演变不仅对于塑造文化的区域特色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的进程。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时代，生态环境对其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出土的大于4mm的块木炭样品进行鉴定，这些木炭分别属于18种木本植物，其中落叶的栎属出土概率最高，表明落叶的栎属是当地的优势种，对群落环境起主要作用。通过对鉴定出的木炭树种进行共存因子法分析，结果表明，商代晚期年均温（MAT）为7.4℃~15.9℃，年降水量（AP）为~毫米，湿润指数（IM）为-14.2~52.6。对树种的生态特性和共存因子法分析表明，商代晚期气候与现今并没有明显的不同。通过对遗址出土的大块木炭进行树轮年代学研究，重建了商代晚期的降水量，结果表明商代晚期气候是波动的，既有干旱时期，又有湿润时期。商代晚期后段气候不是干旱，反而降雨量更大。重建结果与考古学研究结果大体相同，指示水患有可能是商都毁弃的一个重要原因。该研究为重建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契机，为探求“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原因以及周武王时，周起兵攻商，商王朝就此灭亡的原因，提供了高分辨率的环境背景信息。

　　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和物质基础。自然环境及其演变不仅对于塑造文化的区域特色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的进程。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朝代，生态环境对其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于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有两种决然不同的观点。罗振玉依据考古出土的象牙、镂刻象牙礼器、卜辞，王国维依据典籍《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记载，徐中舒依据甲骨文有关象字的出现和古史中的传说，胡厚宣依据卜辞中所载降雨、降雪、获象、捕兕的刻辞和殷墟发掘出土的动物标本，丁骕依据对黄河冲积量和黄土被蚀去容积的估算，杨钟健、刘东生依据殷墟出土之哺乳动物，竺可桢依据植物物候期等，施雅风依据孢粉与古植物、野生动物、古土壤、古湖泊、古冰川以及与冰芯、海侵与考古等资料，都认为殷商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唐际根等通过对殷墟以西姬家屯遗址中的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的样品磁化率测定、孢粉分析、古土壤微结构分析以及气候和植被比较研究，得知殷商时期气候温和适宜，降水、气温均比当今略高，类似于今天的长江流域。而甲骨学家董作宾认为“骨化石所提出者，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卜辞是不能证实，也还有许多问题”，坚持认为殷代安阳的气候与今世的安阳实在无甚差异。此外，朱彦民从考古发现和甲骨文反映的殷墟文化各期生态资料的数量变化，并结合文献记载的“象之南迁”、“洹水一日三绝”、“河竭而商亡”以及“雨土于亳”等材料来看，商代晚期中原地区气候开始变冷变干，土壤变质，旱灾频仍，沙尘暴时起，植被减少，野生动物灭绝、迁徙等等。

　　上述学术观点，是学者根据甲骨文反映的文化各期生态资料、文献记载或根据自然剖面中的土壤剖面磁化率、孢粉分析获得的。由于对甲骨文字的解释不同，对考古材料认识上的参差，历史文献的考释也可能存在谬误，在自然剖面的分析方面又很难找到与遗址文化层年代一致的自然剖面，缺乏来自遗址中文化层的直接证据，获得的环境信息在解释一些文化现象时令人疑惑。即使有些研究材料来自遗址文化层，如一些热带和亚热带动物骨骼，由于动物的易迁移性和易施与饲养环境，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植被是环境研究的综合体，是自然界中气候变化的晴雨表，气候的变化必然在植被上有所反应。木炭分析可以鉴定到属，甚至可以鉴定到种，而且木炭分析的优点在于木材来自文化层，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与考古学文化具有同时性，还能代表局地理范围内的地方性植被、气候特征，特别是一些当地植被的优势种或建群种，它们具有较强的气候指示意义，通过木炭分析能真实有效地反映遗址周围的微环境。

　　利用木炭遗存解释古生态的方法已经成熟。主要是采用考古遗址木炭量化分析方法和途径，使木炭组合具有古生态代表性。

　　近30年，木炭分析在国外广泛开展，已经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比如，利用自然剖面孢粉和木炭重建生态气候；利用木炭分析和精确定年的树轮序列重建生态气候；利用考古遗址木炭种属出土概率重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时期的生态环境；利用木炭图式推测干旱事件；利用特有种气候分析法定量分析遗址周围的气候和环境；利用植物中稳定碳同位素评估环境变化，从考古遗址出土木炭的碳同位素组成（δ13C）量化过去可用水量的变化；以考古出土木炭的解剖特征，主要是用与水分运输有关的导管数量和导管数研究古环境。总之，木炭分析已经成为第四纪和第三纪环境研究中的一种强有力的研究方法。

　　树轮定年是考古领域应用的多种断代测年方法中最精确的一种定年方法，可以精确到年，甚至到季节。年轮的宽窄则与相应生长年份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在干旱年份树木生长缓慢，年轮就窄，在湿润年份年轮就宽，因此，树木年轮是周围环境的记录器，从这个记录器，可以提取各种环境信息。同一气候区内同种树木的不同个体，在同一时期内年轮的宽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

　　Douglas于年发表了第一篇用树轮资料重建降水量的文章以后，树轮资料在过去环境变化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利用考古出土木材也进行过气候重建研究。

　　年，在安阳工作队岳洪彬等田野一线学者的帮助下，在刘家庄北地遗址不同考古单位采集到了大量的、丰富的大块木炭遗存，为我们利用木炭分析、共存因子分析以及树木年轮分析方法综合重建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契机，为探求“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原因以及周武王时，周起兵攻商，商王朝就此灭亡的原因，提供高分辨率的环境背景信息。

　　一研究区概况

　　（一）研究区的自然地理概况

　　殷墟地处太行山林虑山系以东、安阳盆地与华北平原接汇带的洹河二级台地上，地处北纬36度，东经度，面积约36平方公里，行政区划属河南省安阳市。所在的安阳盆地，东西长约2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面积约平方公里。其地势西高东低，海拔由米逐渐降至80米左右。发源于太行山区的洹河（又名安阳河）自盆地西南流入，先北行，再折而东行，最终注入卫河。盆地西接太行山山区，南北两侧是海拔米左右的丘陵，东部与华北平原相接。

　　商代安阳地区的地貌环境，与现代相比有着较大差别。就地势而言，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更为显著，其时黄河在安阳东部自南向北流经，漳河在殷墟以北约20公里处自西向东流经，殷墟南部还有淇水。上述三条河流与洹河一道，构成安阳地区的主要水系]。

　　今天的殷墟地处暖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水温适宜。年平均气温13.6℃，7月份平均气温27.2℃，1月份平均气温-2.7℃，绝对最低气温-21.7℃，无霜期天。年平均降水量.1毫米，降雨多集中在7、8月份。冬春多北风，夏秋多南风。

　　安阳属于暖温带南部落叶栎林亚地带的黄、淮河平原栽培植物区。本区植物区系成分以华北区系为主。安阳市附近的原始植被己破坏殆尽，现今植被主要为以小麦、玉米、棉花、粟等为主的农作物，散生有杨树、榆树、柳树、泡桐等常见树种。安阳市西的太行山区，随海拔高度变化，植被组成存在一定差异。~米为浅山区，植被稀疏且人为破坏严重，阳坡主要有酸枣、黄荆、黄背草等植物；阴坡散生少量乔木，如榔榆、黄栌等；灌木主要有荚迷、忍冬等。~米为中山区，属落叶阔叶林带，优势或常见木本植物包括槲栎、栓皮栋、鹅耳枥、槭属、榆属等；灌木有黄荆、胡枝子、盐肤木、绣线菊、黄刺玫等。~1米乔木有青檀、黄连木、麻栎、柿树、小叶白蜡等，灌木有连翘、绣线菊、野皂荚、鹅耳枥、黄栌、丁香属等。海拔1米以上植被以华山松为主的常绿针叶林。

　　（二）刘家庄北地遗址的考古发现

　　殷墟是中国最著名的古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6年在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殷墟文化为商代晚期文化，分为四期。一期约当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早期，年代为公元前~前年，二期约当武丁晚期、祖庚、祖甲时期，年代为公元前~前年，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年代为公元前~前年，四期约当帝乙、帝辛时期，年代为公元前~前年。

　　自年10月，学术界首次组织了对殷墟的发掘以来，清理出小屯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多处居民点、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和墓地等。刘家庄北地遗址是殷墟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的正南部，北距宫庙区约米。6年5~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阳工作队对刘家庄北地遗址西部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为平方米。年2~10月，进行了第二期发掘，发掘面积达余平方米。共发现带车辙的商代道路多条，商代房基数十座、灰坑数百座、灰沟二十余条、窖穴四十余座、水井三十余眼、铜器窖藏坑一座、祭祀遗存多处，以及历代墓葬九百余座，出土各类遗物数千件。0年3月至1年12月，安阳队又在年发掘的东侧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面积近0平方米，发现了殷墟时期的道路、沟渠、陶窑、夯土建筑、祭祀坑、水井、窖穴、大型灰坑和大批墓葬等，并出土大批遗物。

　　本次检测的样品，均为年刘家庄北地第二次发掘中所取（图一）。

　　二研究方法

　　（一）取样

　　年，安阳工作队在刘家庄北地遗址的商代道路、水井、墓葬、房址、灰沟、灰坑和地层中，共采集份木炭样品，其中，道路上3份、水井中5份、墓葬中4份、房址中份、灰沟中36份、灰坑中份及地层中96份，共计个木炭样品。

　　（二）研究方法

　　1.木炭的鉴定

　　将采集的木炭样品按不同考古背景分类、登记，用4毫米孔径筛子进行筛选，大于4毫米的木炭做横向、径向和弦向三个面。先在具有反射光源、明暗场、物镜放大倍数为5倍、10倍、20倍、50倍的NikonLV金相显微镜下观察、记载木材特征，结合《中国木材志》、《中国主要木材构造》等工具书对树种木材特征的描述、图版和采集的现代树种木材切片进行木炭树种的鉴定。然后将样品粘在铝质样品台上，对样品表面进行镀金，在Quanta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进行拍照。

　　结果分析按出土概率统计。出土概率是指在遗址中发现某种植物种类的可能性，是根据出土有该植物种类的样品数在采集到的样品总数中所占比例计算的。这种统计方法的特点，是不考虑每份样品中所出土的各种植物遗存的绝对数量，仅以“有”和“无”二分法作为统计标准，因此在客观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由绝对数量造成的误差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2.木炭树种的共存因子法分析

　　根据中国木本植物分布图集，找到考古遗址所在地的现今树种及其年均温（MAT）、年降水量（AP）、湿润指数（IM）气候参数的最大和最小值，找到所有树种的共同的耐受区间。根据古气候研究中常被应用的均一性原理，即古今气候有着同一属性，因此，现在树种生存所需气候(水文)要素应与过去相差不大。因此，共同的耐受区间也就是古代树种生长的生态环境。

　　3.树木年轮分析

　　4年夏季，王树芝和岳洪彬在安阳林州市林业局同志的引导下，在距离安阳殷墟72公里的林虑山的寨底村山坡阳面，采集现生栓皮栎的树芯，根据不同的海拔采集若干对比样品。

　　采集完对比样品后，用较细的（直径为4.3mm）生长锥，从13棵（表一）年龄在30年以下的树上，采集26个活树树芯样品，放到纸管里。回到实验室后，用乳胶粘在木槽里，用绳子绑牢，固定，自然干燥。完全干燥后，解开绳子，用不同粒径的砂纸摩擦样品的表面，直到样品表面十分光滑，年轮相当明显，细胞壁也非常清楚后，进行交叉定年。在交叉定年的过程中，要去掉假生长轮、添加丢失年轮。

　　定完年后，利用升级的德国Heidelberg公司生产的LINTAB树轮测量仪，从树芯向树皮方向测量年轮宽度，该系统测量精度为0.01微米；利用COFECHA程序，对定年和轮宽量测值进行检查；利用ARSTAN软件，建立标准年表。最后，再利用离刘家庄北地70公里的林州气象台站的年至4年降水和温度资料，用MINITAB软件进行降水和温度重建。

　　再从有明确层位的地层中，而不是有特殊考古背景（如壁炉、窑等遗迹）的木炭中，挑取有最外层年轮的木炭样品，沿与导管成90度的方向把木炭剖开，炭屑很少进入到细胞的空隙中，细胞壁产生一个反射明显的表面，年轮特征非常清晰。然后，对每一个样品进行拍照。定年和测量的过程与现代树芯相同。据此，重建各文化层所代表时期的降水和温度。

　　三研究结果

　　（一）鉴定结果

　　采集的份木炭样品中，共有块大于4mm的木炭。经鉴定，块木炭分别属于18种木本植物，有侧柏属、松属硬木松、栎属（3个种）、杏亚属、槭属、榉属、构树属、枣属、流苏树属、杨属、栾树属、鹅耳枥属、白蜡树属、青冈属和2种未鉴定的阔叶树（表二）。

　　落叶的栎属占绝对优势，出土概率为0.89（/）；侧柏属位居第二位，为0.15；第三位是硬木松，为0.08；第四位是槭属，为0.06；第五位是榉属，为0.04；第六位是杏亚属，为0.02；第七位是枣属和构属，分别为0.01，第八位是流苏树属和未知阔叶树种B，为0.；杨属、栾树属、鹅耳枥属、白蜡树属、青冈属和未鉴定的阔叶树种B出土概率最低，为0.。由此表明落叶栎属是当地的优势树种，对聚落环境起主要作用。

　　（二）木炭树种的共存因子法分析结果

　　为了提高重建气候的分辨率，对现代同类植物生态气候进行共存因子法分析。

　　共存生态因子分析法（CoexistenceApproach，简称CA）是古气候定量重建的方法之一。该方法常被用于第三纪或更早期古气候定量重建，其可靠性和分辨率也得到大量工作的验证。其前提是假设化石与最近亲缘种生活的气候和环境相同或相似，两者生态幅和对气候耐受性（tolerence）具有相似性。首先找到多个化石在系统演化上的最近亲缘种（nearestlivingrelativesspecies简称NLRspecies），分析最近亲缘种分布地区的现代气候参数，将所有这些参数数据范围叠加产生共存区间，得到气候参数的定量数值。

　　根据中国木本植物分布图集，找到考古遗址所在地的现今树种及其年均温（MAT）、年降水量（AP）、湿润指数（IM）气候参数的最大和最小值（表三）。

　　根据表三，做出出土树种的共存因子分析图，获得了刘家庄北地遗址的气候要素值，包括温度指标、水分指标和水热综合指标。结果表明：年均温（MAT）为7.4℃~15.9℃，年降水量（AP）为~毫米，湿润指数（IM）为-14.2~52.6（图二）。

　　（三）树轮分析结果

　　1、现代降雨重建

　　对从不同生境采集的26个活树树芯交叉定年、测量、用COFECHA程序对定年和轮宽量测值（图三）进行检查，结果表明序列平均相关系数0.，平均敏感度0.，平均标准差0.，没有缺轮，问题段为0。利用ARSTAN软件，采用负指数函数剔除与树龄有关的生长趋势，采用双权重平均法合并得到标准年表。这些年表是一条无量纲、平均值为1、最小为0的数值。气候重建采用离刘家庄北地最近的林州气象台站年至4年的的气候要素数据，包括月平均气温、月最高气温，月最低气温，月降水量，每月的最高和最低降水量。

　　重建方程的稳定性检验，是决定重建值在校准期以外是否可信的关键一步。由于校准期时段仅为37年，难以采用独立检验的方法，所以采用国际年轮研究中常用的“逐一剔除法”(leave-one-out)进行检验。

　　首先要重建上年7月至当年6月的降水量。上年7月份至当年6月的降水量（P）与树木年轮宽度指数（RI）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图四）。校准期重建值对实测值的解释方差R2为14.4%，调整自由度后的解释方差R2a为12.0%，达到了0.01的极显著水平。原始值符号检验方面，低频符号检验和高频符号检验均达到0.01的极显著水平。误差缩减值RE为0.，一般认为RE0.0，就认为重建方程具有预报能力。所建方程如下：P=+RI，平均降水量为.9毫米。

　　2、殷商时期降雨重建

　　首先，根据出土遗物，确定木炭属于的文化时期，然后确定树木生长时期与此文化层时期是否一致。栓皮栎最外层径向有明显的特点，除有一些小突起外，整个径壁较光滑，根据这些特点，每一文化层找带有树芯和树皮或者明显保留最外层年轮的样品，就可以基本保证生长轮的年代与文化层年代相同。由于树木在生长初期生长较不规则，所以，不包括小于5年的样品。测定这些样品的年轮宽度，并交叉定年，用COFECHA程序对定年和轮宽量测值进行检查，结果如表四。

　　利用ARSTAN软件建立标准年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木材炭化后横向长度会收缩，我们实验结果表明栓皮栎经度高温持续1小时炭化，收缩25%，但是，由于建立年轮宽度指数年表时用商除，所以，木炭不影响重建结果。根据上年7月至当年6月的降水量（P）与树木年轮宽度指数（RI）之间所建方程：P=+RI，重建了殷墟晚期各个文化层的降水量（图五）。

　　重建结果表明，第?层上年7月至当年6月的降水量平均值和第⑩层的平均降水量较大，分别为.2毫米和.1毫米；第⑨层平均降水量减少，为.9毫米；第⑧层和第⑦层平均降水量又开始增加，都为.7毫米；第⑥层减少，为.2毫米；但到第⑤层所代表的文化时期，平均降水量迅速增加，为毫米；到第④层所代表的文化时期，平均降水量猛然增加，高达.9毫米。

　　年发掘的刘家庄北地商代遗址的地层堆积较厚，可以T、T、T和T等探方为代表。第①～③层均为晚于商代的文化层，第④～?层为商代文化层。根据这些地层中所包含的遗物判断，第④层属商代文化层中最晚的堆积，大致相当于殷墟四期偏晚阶段，第⑤层属于殷墟四期偏早阶段；第⑥～⑧层大致属于殷墟三期，第⑨～?为殷墟二期。

　　（四）考古研究结果　　

　　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有不少关于商都发生水患的记载。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曾列举有关水患的卜辞。现摘录如下：

　　由上可知水患有两种：一是河水来入为患，一是久雨成大水为患。关于后者，卜辞“宁雨”之祭所以为止雨而祈求。”

　　在历年来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常常发现一种较为特殊的堆积现象：即在商代地面的低洼处，常发现一层深灰或黑色的淤积土。这层堆积土层的特征是：一是较纯净，包含物少量殷墟四期偏晚阶段的陶片；二是仅分布于商代地面的低洼处，呈片状分布；三是这种片状分布的堆积在安林铁路以南区域较为常见；四是该堆积层能明确判定时代者均为殷墟四期偏晚阶段。据科技考古学者现场考察分析，认为这种堆积应是由于水的作用而形成的淤积土层。综合诸种证据，我们认为，该淤积土层很可能与殷墟四期偏晚阶段降雨量陡增，致使洹河泛滥有关。

　　年安阳工作队在刘家庄北地再次发现该黑色淤积土层。并且分布面积较大。其中在一条商代的南北向道路上也发现了此堆积，也就是说，商代道路因长期辗压形成了路沟，这层黑色淤积土则填平了路沟。这条道路上原有14条车辙印痕，可见当时此处交通的繁忙程度之高。但是黑色淤积土层填平了该路沟后，该路废弃，昔日的繁荣不再，在黑色淤积土层上又形成了2条车辙印痕，方向与原来道路的方向一致，向南方延伸。我们依据这种地层堆积关系判断，在殷墟四期偏晚阶段，降雨量明显较殷墟四期以前增多，甚至多次造成洹河泛滥，形成甲骨卜辞中所说的“大水”。因此，有学者认为，“殷墟都城的废弃原因较为复杂，决非单一力量所致，水患可能是其废弃的重要原因之一”。该研究结果与上文的树木年轮分析结果大致相符。

　　四讨论

　　从采集的份木炭样品中块木炭鉴定结果看，块木炭分别属于18种木本植物，有侧柏属、松属硬木松、栎属（3个种）、杏亚属、槭属、榉属、构树属、枣属、流苏树属、杨属、栾树属、鹅耳枥属、白蜡树属、青冈属和2种未鉴定的阔叶树。虽然喜温湿的榉属、流苏树和青冈属有出现，但概率只有0.05，栎属出土概率为0.89，说明栎属是当地的优势种，对群落环境起主要作用。竹笋可以食用，可以用来编织，可直接应用于建筑、水利,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具，还可以作为燃料，因此，竹子是人们常用的自然资源之一。然而，在采集份木炭样品，块的木炭中未见到如王城岗遗址、瓦店遗址、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出土的竹，连普通民邑孝民屯遗址也没出现，说明遗址周边没有竹子存在。在年，安阳郭家庄一座殷墓(M)中，发现一件中国最早的以细竹篾编织的小竹篓，有可能是外地传入。

　　对鉴定出的木炭树种进行共存因子法分析，结果表明，年均温（MAT）为7.4℃~15.9℃，年降水量（AP）为~毫米，湿润指数（IM）为-14.2~52.6。现今安阳年平均气温13.6℃，年平均降水量.9毫米（林州-4年气候资料），由此表明，当时的降水量和温度与现今相差不大。

　　全年降水量重建结果，与现今降水量相比，有的文化层降水量多于现今，有的反而少。在找出有髓心和最外层年轮的木炭中，5到10年，甚至更多年份的连续干旱期都有存在，在湿润年份年轮较宽，干旱年份年轮较窄，如（图六），说明干旱缺水的年代时有发生，这种现象支持了杨升南的观点。

　　不同文化层之间，第?文化层降水量与第⑩文化层的降水量较大，第⑨文化层降水量减少，第⑧和第⑦文化层降水量又开始增加，第⑥文化层减少，第⑤文化层降水量又开始增加，第④文化层猛然增加。说明商代晚期气候是波动的，既有干旱时期，又有湿润期。商代晚期后段气候不是干旱，反而降雨量更大，殷墟都邑的毁弃有关，需要今后更深入地研究。

　　五结论

　　刘家庄北地共块大于4mm的木炭样品经过鉴定，分别属于18种木本植物，样品中栎属出土概率最高，表明栎属是当地的优势种，对群落环境起主要作用。

　　（1）对鉴定出的木炭树种进行共存因子法分析，结果表明，商代晚期年均温（MAT）为7.4℃~15.9℃，年降水量（AP）为~毫米，湿润指数（IM）为-14.2~52.6。树种的生态特性和共存因子法分析表明，商代晚期气候与现今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2）对从林绿山不同生境采集的26个活树树芯进行树轮年代学研究，结合离刘家庄北地最近的林州气象台站有年以来的气候要素数据，建立了上年7月至当年6月的降水量（P）与树木年轮宽度指数（RI）之间的方程：P=+RI。

　　上年7月至当年6月的降水量重建表明，第?文化层降水量与第⑩文化层的降水量较大，分别为.2毫米和.1毫米，第⑨文化层降水量减少，为.9毫米，第⑧和第⑦文化层降水量又开始增加，都为.7毫米，第⑥文化层稍有减少，为.2毫米，第⑤文化层降水量又开始增加，为毫米，第④文化层猛然增加到.9毫米。

　　全年降水量重建结果，与现今降水量相比有的文化层降水量多于现今，有的反而少。在找出有树芯和最外层的木炭中，5到10年，甚至更多年份的连续干旱期都有存在。

　　商代晚期气候是波动的，既有干旱时期，又有湿润期。商代晚期后段气候不是干旱，反而降雨量更大，是否与殷墟都邑的毁弃有关，需要今后更深入地研究。

　　附记：本研究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全国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项目（批准号10107）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共同资助。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王树芝岳洪彬岳占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6年第2期　注释有删减，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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