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13日，上海市卢湾区丽园路街道委员会将该地区在“文革”中发现的朱豹、朱察卿墓葬群出土的一批文物上交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由于这批文物是在“破四旧”的混乱时期出土的，各墓随葬品的具体分布情况已无法查明，但其中的六枚印章可以证明这批文物属于明代中晚期朱豹、朱察卿父子的遗物。

这六枚章分别是：

1、“朱字子文”阳文黄杨木章，坐狮印钮，高3.8CM，印面1.8X1.8CM。

2、“丁丑进士”阴文青田石章，立狮印钮，石呈琥珀色，有楷书“周经篆”三字边款，高3.3CM，印面2.0X2.0CM。

3、“青冈之印”阳文青田石章，横卧辟邪兽钮，高2.8CM，印面1.7X1.7CM。

4、“丁丑进士”阴文黄杨木章，水牛印纽，高4.0CM，印面2.4X2.4CM。

5、“朱察卿印”阴文梯形钮灰白色玉章，高1.8CM，印面2.2X2.2CM。

6、“平安家信”阳文黄杨木平头章，高2.7CM，印面2.2X2.2CM。

其中的两枚青田石印章更是朱豹生前所用之物，对研究青田石印的历史，尤其是文人篆刻之开端意义非凡。

上海明墓出土六枚印章拓片

两枚青田石印“丁丑进士”和“青冈之印”，参见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宋开智年6月学位论文《明清篆刻边款研究》和《南方文物》年第3期孙维昌论文《上海明墓出土印章记述》。其中孙维昌论文《上海明墓出土印章记述》将“丁丑进士”石印章误写成“浙江寿田石制作”，宋开智的学位论文《明清篆刻边款研究》明确写道：““丁丑进士”印，为青田石质，是目前可见最早的一件有款石章，款记“周经篆”，以刻划方式留款。”

宋开智学位论文《明清篆刻边款研究》截图

孙维昌论文《上海明墓出土印章记述》截图

据《嘉庆上海县志·卷十二》记载：“朱豹，字子文，号青冈。父，曜，以贡授清江提举，愿慤端毅，时人比之陈太邱。豹，正德十二年（年丁丑年）进士，除奉化令……迁守福州（任福州知府）……子，察卿，字邦宪，自号醉石……平生任侠，不吝财类……诗文皆醇茂……卒年四十九，著《邦宪集》，太仓王世贞为之《传》。孙，家法，字季则，万历二十年（年壬辰年）进士，为信阳州牧，案无积牍，野无宿逋……擢工部员外郎……声负隽才，工诗，有《春草》、《芳草》二篇。察卿孙，长世，字子久，天启二年（年壬戌年）进士，除工部主事。”

从《嘉庆上海县志》记载可知，朱豹之家乃明中晚期上海的名门望族，其子孙皆有诗名，除其子朱察卿没有功名外，其孙和重孙都是进士出身。朱察卿虽没有功名，但从当时的文坛巨擘王世贞能为之亲自立《传》，可见朱察卿在文坛的地位了得。此墓朱家丁丑年进士的只有朱豹一人，也就是说，“青冈之印”和“丁丑进士”章都是朱豹生前用印，由《嘉庆上海县志》可知，朱豹卒年四十九，就算朱豹二十岁中进士，最迟也在年之前离世了。由此可知，这两枚青田石章制作于年-年之间，由于年代比较确定，又是典型的文人篆刻印，因此可以作为明代中晚期文人篆刻印的断代标准印。

《嘉庆上海县志·卷十二》载《朱豹列传》

那么，文人篆刻是何时兴起的呢？清代周亮工(年-年)在《印人传》中记载了一件与印史有关的大事：余闻国博在南监时，肩一小舆，过西虹桥，见一蹇卫驼两筐石，老髯复肩两筐随其后，与市肆互诟。公询之，曰：此家允我买石，石从江上来，蹇卫与负者须少力资，乃固不与，遂惊公。公睨视久之，曰：勿争，我与尔值且倍力资。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谓灯光也，下者亦近所称老坑。时谼中为南司马，过公，见石累累，心喜之。先是，公所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镌之。李善雕箑边，其所镌花卉，皆玲珑有致。公以印属之，辄能不失公笔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谼中乃索其石满百去，半以属公，半浼公落墨，而使何主臣镌之，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方矣。

文中所言国博，即文征明长子文彭（年-年），曾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目前印学界据此仍普遍认为：明中晚期，时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的文彭，因意外地得到大量青田冻石，并用之治印，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文人篆刻蔚然成风。因此将文彭誉为文人篆刻之鼻祖。“文彭得宝”的故事，听起来很有戏剧性，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据刘东芹论文《文彭晚年艺术活动及两京行迹考述》考证（此文入选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于台湾艺术大学《书画艺术学刊》年第3期），嘉靖三十五年（），文彭年届六十岁时，才以岁贡生的资格，赶赴北京入试礼部，在得到嘉兴府学训导的职位后，他便立即回到江南赴任。文彭在嘉兴府学训导任上两年左右，因父文徵明卒，由嘉兴任丁忧回籍。嘉靖四十一年（），服除，复入京补授顺天府学训导。年左右，69岁的文彭被擢拔为北京国子监学录。一直到三年后赴南京任国子监博士。也就是说，文彭是在左右才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的。而上海朱豹墓出土的两枚青田石章“青冈之印”和“丁丑进士”，肯定制作于年以前，由此可见在“文彭得宝”之前，文人已经在用青田石治印了。

另外，明代郎瑛(~)《七修类稿》说：“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元末会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尽崇处州灯明石，果温润可爱也。”郎瑛年就已经去世了，此时文彭还不是南京国子监博士，而《七修类稿》已经记载“今天下尽崇处州灯明石”。这也证明，在“文彭得宝”之前，青田灯光冻已经在印学界风靡起来了。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四·时文石刻图书起》

那么，作为文人，谁最早用青田石治印呢？清中期戏曲作家韩锡胙在其《滑疑集》说：“赵子昂始取吾乡灯光石作印，至明代而石印盛行。”韩锡胙(——)，青田人，官至苏松督粮道，工书画，诗、古文尤俊拔，时人称他为刘基之后“青田第二异人”。他对印学亦深有研究，曾为《诸葛寅安铜印谱》、《阴骘文印谱》、《湖州吴氏印谱》、《石缘印谱》等作过序，可见其对印学有很深的研究，其记载当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光绪三年修《处州府志·卷十六》载青田人韩锡胙为乾隆丁卯科（年）举人

《滑疑集》

赵孟頫(年-年)，字子昂，元代著名书画大家。他创造了婉转流利、圆润劲秀的印文体——圆朱文，开创了署于印侧的边款，摹辑了我国较早行世的印谱——《印史》，倡导“汉魏而下典型质朴”的印风，在中国印学史上有十分突出的贡献。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赵魏公(孟頫)私刻‘水晶(精)宫道人’。”赵孟頫在大德十年()写给王利用的信中亦提到：“名印当刻去奉进。”明徐上达《印法参同》曰：“赵松雪，篆玉箸，刻朱文，颇流动有神气。”清高积厚亦谓：“迨赵吴兴，工书，而精于刻，力追汉人。”

《南村辍耕录·先辈谐谑》

赵孟頫《印史序》言：“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壹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蓋不遗馀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則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纸，可信不诬，因假以归采，其尤古雅者。凡模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汉魏而下，典刑质朴之意可仿佛而见之矣。谂于好古之士，固应当于其心，使好奇者见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辙以由道者乎？”

《松雪斋集·卷六·印史序》

赵孟頫能得到青田石，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与青田有一种特殊的缘分。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其十世祖秦王赵德芳是赵匡胤第四子，也就是戏曲里手持金锏、上打昏君、下打佞臣、正气凛然的“八贤王”。赵德芳的六世孙为宋孝宗赵眘，七世孙为宋光宗赵惇，八世孙为宋宁宗赵扩。赵孟頫的四世祖赵伯圭就是宋孝宗赵眘赵伯琮的同母兄。

《松雪斋集·卷八·先侍郎阡表》赵孟頫自表身世

无独有偶，宋太祖赵匡胤的九世孙赵希怿寓居青田，其八世祖赵得昭是赵匡胤次子，秦王赵德芳的二哥。宋宁宗赵扩因无子，于庆元四年（年）在家族众多的侄辈中选择了年仅六岁、居于青田的赵希怿之次子赵与愿为继子，接至宫中抚养。当时赵希怿家在青田县城东门百步之遥的新市巷，因宝幢迎取，导出其子赵与愿，之后便有了宝幢街之称，至今仍因其旧称。（现在的宝幢街有家湘菜馆，我在青田两年，经常去这家湘菜馆吃饭。）庆元六年（年）宋宁宗赐名赵与愿为赵曮，封福州观察使。嘉泰二年（），拜威武军节度使，封卫国公，听读资善堂。开禧三年(年)立为皇太子，拜开府仪同三司，封荣王，更名赵帱，嘉定元年（年）诏御朝太子侍立，宰执日赴资善堂会议。嘉定二年(年)，诏皇太子更名赵询，出居东宫。可惜的是，嘉定十三年()，太子赵询病故，年仅二十九岁，与庄文太子（宋宁宗伯父）一起葬在杭州太子湾（这是如今杭州西湖太子湾公园地名的由来）。谥号“景献”，后人称“景献太子”。赵询的书法学高、孝两宗，善画竹石。赵询之子赵孟奎、赵孟垕、赵孟至、赵孟圻皆进士，与赵孟頫同宗同辈，应有交往。这使得赵孟頫必然对青田和青田石有所了解，在青田石治印尚未流行之时，赵孟頫有条件能够比其他人更便利地得到青田印石。

《处州府志·卷二十一·留寓》载赵希怿行状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证明，赵孟頫既是至今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印学家，也是能亲手刻印的第一位文人篆刻家，同时还是最早用青田石治印的著名文人。赵孟頫年去世，文彭年才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因此赵孟頫用青田石治印，比文彭早了至少二百五十年。赵孟頫之前，还有没有著名文人用青田石治印的呢？目前的研究还没有过硬的材料来证明，只能有待于新的出土发现和后来者了。不过，比赵孟頫早的文人用石印，还是有所发现。

年11月浙江新昌3号墓出土“卢渊”印一枚，米黄色，冻石质，通高3.4CM、长2.2CM、宽1.9CM。印为方锥形，印面阴刻篆文“卢渊”两字，刀法古朴苍劲，笔力雄厚。印钮雕一蹲鹿，昂首仰天，刻画较细致，神态毕现。鹿钮肚下有一横穿孔，既可用来系绳便于携带，又能显示出动物的立体感。此印经鉴定极可能是浙江台州天台山宝华石之极品米黄冻石，这是迄今发现的，适合文人篆刻的，年代最早的出土软性冻石印。

从卢渊墓出土的南宋冻石鹿钮印章

“卢淵”石印的印面

“卢淵”石印的印蜕

由墓志可知，卢渊字德庄，湖州德清人，生于北宋徽宗重和二年（年），卒于南宋孝宗赵昚淳熙元年（年），享年56岁。其曾祖卢革，以儒学起家，至卢渊这辈，子孙仕宦不绝。曾祖卢革为宋通议大夫，赠正议大夫。祖父卢秉，宋龙图阁直学士，左朝奉大夫，累赠少师。父卢知原，右宣奉大夫，充徽猷阁待制，累赠少师。卢渊初调宣州，任宣城丞，后任职庐州梁县，兴国军大冶县宰、威武军签判、权西外宗正簿、郴州通判等。丁母季氏忧后，任行在都进奏院，改差通判太平州，官自承务郎迁至朝散郎。这说明卢渊生于大文人世家，从其任职经历来看，他本人也一定有功名，也是一个中国近古典型的文人。

南宋“卢淵”墓的墓志铭拓片

这枚“卢渊”冻石章的出土表明，比赵孟頫用青田石治印还早大约一百五十年，就已经有人用冻石治印了。那能不能说文人篆刻始于南宋初年呢？不能！卢渊虽出生于文人世家，本人也是文人，但没有任何材料表明卢渊或卢渊家族有人研究印学，或亲自操刀治印。是不是文人篆刻，有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文人既要亲自篆印，还要亲自刻印。“卢渊”章虽采用了文人篆刻喜爱的软性冻石作印材，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出自文人之手篆刻而成，所以不能说是文人篆刻章，只能称之为文人用印。

“卢渊”冻石章的出土，其意义在于证明了：早在文彭之前年，冻石已经作为印材来治印了。天台山宝华冻石与青田冻石同属叶腊石，又处于同一矿脉上，这也为赵孟頫用青田石治印提供了一个旁证。同时，它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一些历史书籍上的有些记载是正确的。

明代甘旸《印章集说》载：“石质，古不以为印，唐、宋私印始用之，不耐久，故不传。”从出土印章看，甘旸说：“石质，古不以为印”是错误的。湖南几个汉墓就曾出土多方汉滑石印，都是随葬急就而成的冥器，所以也称随葬印，或称为急就章。从西汉到隋唐的墓葬石印，在不同地域都陆续有所发现。不过甘旸说：“石质……唐、宋私印始用之”，却被“卢渊”章的出土所证实。当然，我们也可将甘旸说的“石质”是专指适合文人篆刻的，属于软玉的冻石，这样甘旸所言就完全正确了。

“门浅”坛钮滑石印2.7×1.72.7×2.2cm湖南省博物馆藏

此印年在长沙近郊斩犯山编号为“54·新·墓7”的西汉墓中出土。

甘旸《印章集说》之“石印”条

比甘旸早三、四百年的宋人杜绾，在《云村石谱》记载，唐宋时民间就有雕刻工匠用“图书石刻佛像及器物，甚精巧，或雕刻图书印章，极精妙”。青田人至今仍称青田石雕为“雕图书”，治印为“刻图章”，用于制作的石料、台桌、凿子等都冠以“图书”二字，于史籍记载完全一致。甘旸、杜绾皆言，唐时已有以石为印者，而作为宋人的杜绾，言相隔不远的前朝事，可靠性更高，应该不会有太大出入。唐代很可能已经有人用冻石来治印了，只可惜目前还没有出土实物来证明罢了！

综上所述，唐宋以来就有人断断续续地以冻石制印，但从流传下来的印蜕来看，以鉴定学角度不难析出，赵孟頫的用印基本上属铜印，可见当时以冻石制印，还未能形成气候。而王冕的用印已是石印了，惜乎王冕的用印实物未传后世。可是从王冕至文彭百余年间，以石制印似乎销声匿迹，既没有篆刻高手出现，也未闻有刻治石印的印坛高人。究其缘由，青田石印的风行，是与政治有关的。当时少数显宦文人已知道青田石入印的玄妙，如是便悄悄地将青田石印作为稀罕之物送进宫廷。在皇亲国戚中形成气候后，崇尚之风才逐渐下移，直到播及民间而盛行开来。其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元人冠冕的赵孟頫。明皇宫就收藏有多枚青田石印便是明证。

“文彭得宝”之前，文彭已刻过多枚石印：如“醉倒落花前天地为衾枕”石印，边款为“嘉靖丙申()”时年39岁；“琴罢倚松玩鹤”石印，边款为“嘉靖丁未()”时年50岁。所以，他深知以冻石为印最佳。正因为如此，他在西虹桥畔偶然遇到那批冻石之时，他才能在“睨视久之”后，慧眼识宝，将其买下。加之他身为书画大家文征明长子，位居当朝国子监博士，其巨大的社会影响，最终因他而掀起印材革命热潮，开创了文人篆刻石印新时代。从此后，文人竞相用青田石治印，所以将文彭誉为文人篆刻之鼻祖也情有可原。不过追根溯源，我认为赵孟頫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篆与刻皆能，其文化造诣、文化影响也高出文彭一筹，他才真正能配得上文人篆刻之鼻祖的美誉。当然，文彭的造诣与影响也同样不可等闲视之，他可称之为文人篆刻印材革命的大推手。

此文因上海朱豹墓的两枚小小的青田石印而引发感慨，这两枚印章出土的重要意义，同样不可小觑。首先，它证明，文彭之前，青田石治印，早已受到文人的青睐。第二，“丁丑进士”青田石印是目前发现有边款的第一枚冻石印，对印学之研究意义非凡。

附明清皇宫所藏部分青田石印高清图片若干：

作者：郑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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