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理工大学王使臻

一、二个版本的《西夏地形图》

1.刻本《西夏地形图》

《西夏地形图》收录在清代学者张鉴光绪乙酉年刻本《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见图1），称此图抄引自旧本《范文正公集》。图中详细标注了宋人所绘西夏的地形与地理，对北宋陕西五路和西夏边境接壤地区的交通道路、军事寨堡尤其描绘得十分详细，此图自从出现以来，一直受到研究北宋与西夏历史文化问题的学者们的重视和利用。年，陈炳应先生对《西夏地形图》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地图的来源与地图绘制的大体年代。他通过对《西夏地形图》标出的21个州与史籍所载西夏初期的19个州相比较，对西夏州的建置进行了考证后，陈先生认为《西夏地形图》的绘制是以北宋末年宣和年间，具体说是以-年间的宋、夏疆域为主要依据的。年，黄盛璋先生检索文献，从明万历刻本《宋两名相集》中找到了与《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完全一样的地图，结合地图及相关文献分析，推定《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的母本（底本）应该出自于宋大观二年（）所绘的《西夏地形图》。这就说明，在明刻本《西夏地形图》出现之前，在宋代，曾经有过一个广为流传的写本西夏地图的存在，而且宋人写本地图上应该不会有“西夏地形图”这样的标题，此标题当是宋以后人翻刻宋人写本西夏地图时所添加的。

图1：清代张鉴《西夏纪事本末》首卷所附刻本《西夏地形图》

2.俄藏写本《西夏地形图》与出土写本文献Дх.《字书》

（1）俄藏手写本《西夏地形图》。年，前苏联学者克恰诺夫在《东方国家和民族》中发表《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手稿》一文中刊印了一幅写本地图（见图2），与清光绪乙酉刻本《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所附的《西夏地形图》几乎相同。年，黄盛璋先生认为藏于原苏联的写本《西夏地形图》源出于清徐松《西夏地理考》稿本，地图是由学者沈垚抄送给徐松的，但黄先生没有给出有力的文献证据，恐怕只是一种推测。年，胡玉冰先生对克恰诺夫的博士论文《唐古特国家史纲》中所附《西夏地图册》的介绍表明，此地图册完全是手绘，共有13幅地图、19页纸张，只有《西夏地形图》没有标题，而其他12幅地图都有图题。那么，写本《西夏地形图》如何从中国流入到前苏联呢？一种看法是，俄国人斯卡奇科夫在19世纪末从中国搜罗去了一大批图书，这批图书古籍曾经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见到，故伯氏在《俄国收藏若干汉籍写本》中曾经提到过一种写本西夏地图，他认为该地图也是从《范仲淹文集》里抄绘出的。但到底斯卡奇科夫从中国何地搜集到的写本《西夏地形图》，一直都是一个疑问。由于不知俄藏西夏地图册由何人所绘，也不知道其摹绘的地图底本的来源，因此俄藏写本《西夏地形图》也许有别的来源的可能性。因为，按照上述学者的推断，如果俄写本地图真是源自于传世的明刻本《范仲淹文集》中的原有地图的话，那么，写本地图不应该出现与刻本地图较大的差异。但实际上，写本地图与刻本地图最大的不同，写本地图在右侧卷首并无“西夏地形图”的题名。另外，作为手写本，即手绘地图，与刻本地图相比，有许多写本特征。比如，明刻本地图中无东西方向的标识，却在写本中被人为地添加了；写本中多俗体字；写本中多传抄致误的情况；但是，明刻本地图中的许多原始西夏地名的错误，却在写本地图中都得到了改正。写本地图的特征表明，似乎是写本地图更准确，更能保存了前代文献的原貌，它也许源出于一个时代更早的宋代地图写本。

图2:俄罗斯藏手写绘本《西夏地形图》

（2）俄藏Дх.号出土写本文献《字书》。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蝴蝶装，共19页，首尾各残存半页。全文以浓墨楷书写成，纸上的竖折线极为鲜明，推测是将一页大纸平均折分为两面之后再进行了抄写，而且无装订痕迹。每页书写约14行，每面(半页)7行(首残半页，写8行)，以二字词语为主，每行5列，书写5个词语。其体例是以同类或相近的事物名称分类，与中国古代的识字读物《急就篇》等非常类似，故研究者定名为《字书》。该出土文献的编排，现存二十部，其主要内容是：

[汉姓名第一]、蕃姓名第二、衣物部第三、斛斗部第四、果子部第五、农田部第六、诸匠部第七、身体部第八、音乐部第九、药物部第十、器用部第十一、屋舍部第十二、论语部第十三、禽兽部第十四、礼乐部第十五、颜色部第十六、官位部第十七、司分部第十八、地分部第十九、亲戚长幼二十(下缺)

年至年，俄国学者孟列夫试图对原苏联俄罗斯原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进行甄别，先后出版了《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Дх.就出现在后一叙录之中。年，黄振华先生在综述《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中对Дх.的研究概况予以介绍。国内最早对Дх.进行校录和研究的则是史金波先生，他对文献的定名及发现地点、写本时代都曾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孙星群、李小荣、刘晓明对Дх.中“音乐部第九”里出现的“杂剧”一词进行了考证，三者对发现地点、写本时代的看法都不相同。此后，马德先生也对Дх.“字书”全文录文，并与英藏敦煌文献S.《新集时用要字》的内容、编写体例作对比，对写本的定名与发现地点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见解；李应存等对“字书”“斛斗部第四”、“果子部第五”、“身体部第八”、“药物部第十”中的医药知识进行了研究述评，根据书中“葉”(叶)字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推测为唐代中晚期以后写本，并赞同马德主张的Дх.是西夏时期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的文献的观点；文志勇则通过“字书”中透露出来的丰富的信息，对西夏的纺织、农牧、水利、酿酒进行了论述，以研究西夏社会的发展状况。由于俄方早期将黑水城搜集品与一些敦煌莫高窟搜集品、少量新疆搜集品完全混藏在一起，根据孟列夫的介绍，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中国古代的文献主要是奥登堡—年间领导的俄国西域考察团带回来的，其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写卷，是奥登堡为首的—年第一次吐鲁番考察团带回来的。还有部分写卷，是驻乌鲁木齐俄国总领事H.H.克罗特科夫于l—年收集的，以及C.E.马洛夫的和田考察团带回，交给该研究所文献馆的。但是，收藏的文献除少数写卷以外，不登记来源，也没有另外编号的记载。”导致不少文献出土地点不清，Дх.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致使它既见于《俄藏敦煌文献》第十册，又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出土在哪个地方，但是俄藏写本《字书》中出现的相关西夏与宋代边界分界地区的地理、地名，却有助于对北宋时期陕北和西夏的相关历史文化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西夏《地图》及出土《字书》中的陕北地名及历史

经过将俄藏出土写本文献《字书》中出现的地名与传世《西夏地形图》的地名作对比，尤其从出土写本文献《字书》“地分部第十九”看，绝大多数地名都在西夏疆境内，尽管也有少部分地名原属北宋陕北地区，但都能够与现存《西夏地形图》中的地名（尤其是一些小的地名，二者竟然完全一致，详见下文）能够互相验证，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证明《西夏地形图》确实是源出于宋代的一个写本地图。现将出土文献《字书》中出现的西夏、陕北地名，录文如下（见图3）：

灵武、保静、临河、怀远、定远、定边、西京、山人、大内、新内、火子、新衙、甘泉、甘州、肃州、鸣沙、沙州、盐州、污池、龙池、宁星、峨嵋、威州、左厢、督府、黑水、三角、瓜州、五源、隆州、卧?娘、?税火、??领、移门、骆驼巷、骨婢井、龙马川、?(乃)来平、三乍桥、麻?傩(滩)、贺兰军、光宁滩、安化郡、东都府。

上文中出现的“宁星”、“定边”、“左厢”、“龙马川”、“三角”，都属于北宋时期陕北地区的地名，现结合《西夏地形图》，将与之相关的陕北历史问题考述如下。

图3：西夏出土文献俄藏Дх.写本《字书》的一部分

1.宁星

关于“宁星”，在《宋史·食货志》中有如下记载：

（宋英宗）治平四年()，河东经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庆州大顺城，诏罢岁赐，严禁边民无得私相贸易。至是，（西夏）上章谢罪，乃复许之。后二年，令泾原熟户及河东、陕西边民勿与（西夏）通市。又二年(熙宁四年年)，因回使议立和市而私贩不能止，遂申诏诸路禁绝。既而河东转运司请罢吴堡，于宁星和市如旧。而麟州复奏夏人之请，乃令鬻铜锡以市马，而纤缟与急须之物皆禁。西北岁入马，事具兵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仁宗时期；卷、卷神宗时期都记载了这个位于宋代麟州（今陕北神木）境内的小地名，它要么与西夏求通“宁星和市”相关，要么与宋夏边境之争有关：

（1）宋仁宗嘉祐二年（），“会西人数遣人求通宁星和市，（知麟州张）继勋使（康）均等以此邀之。其把关太尉曹勉及管勾和市曹勍谓（康）均等曰：‘若通宁星和市，其麟府疆界请一切如旧’。经略司令诣保安军（今陕北延安）自陈。未几，果诣保安军，朝廷以为疆界既如旧，乃许之”。

（2）宋神宗熙宁七年（），西夏与宋和议之后形势缓和，“河东经略、都转运司言，‘同相度乞罢创置吴堡，其宁星和市依旧开通’，从之。”

（3）宋神宗元丰四年（），延鄜路经略使沈括与北宋名将种谔密议主张出轻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动进攻西夏，种谔先出兵于绥德城，沈括命令张世矩等人率领麟州（今陕北神木）、府州（今陕北府谷）兵马会集于宁星和市，以配合种谔进攻西夏的银州（今陕北米脂）、夏州（今陕北榆林）。

上述传世文献记载表明，宁星是北宋时期陕北地区与西夏之间主要的和市榷场，大概的位置在宋代麟州辖境之内（详见下文），是个重要的边境据点。由于宁星地理位置向东更靠近资源丰富的河东路大镇并州太原府，故其地商品丰富，除去保安军榷场之外，是宋代陕北地区东北部边境与西夏进行和市贸易的一个主要榷场，当然也是双方军事斗争的一个前沿据点。“宁星”这个不起眼的陕北小地名，竟然还与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和“屈野河之战”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宋夏“宁星和市”的关闭与开通，竟然还成为当时宋夏战争与和平发生转换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原来，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年）时，宋夏首次议和划分边界时，在麟州礼宾使张继勋的亲自咨访调查当地居民后，认定宋夏东部边境当以屈野河以西70里为界。在此之前，北宋麟州地方官员已经将边界从屈野河西后退了约50里，而在屈野河边修筑了横阳、银城、神堡三个军寨，领兵戍守，成为实际的边界。由于麟州地方官员一再忍让，息事宁人，不想再生战事，故禁止麟州百姓到屈野河以西去耕种，却放任西夏军民不断蚕食侵耕水资源丰富的屈野河流域以西的土地，致使西夏不愿放弃既得的土地，不承认原来的边界，反而扬言说“西夏战马所践踏的土地即属西夏”。到嘉祐二年（）时，当北宋与西夏再次和议商划边界时，北宋麟州知州张继勋抓住西夏数次要求在宁星开通和市的强烈要求，谋划与北宋内使康均等人以此为要挟条件，要求西夏恢复到年战前的麟州边界。同时，西夏边境把关大将曹勉和负责管理和市事务的曹勍等地方官员，为了不丧失与宋进行榷场贸易的经济利益，欺骗性地提出北宋政府如果在宁星开通双方和市，那么，麟州屈野河以西被西夏侵耕的土地将归还给宋，将双方边界保持在年和议划界之前的局面，即承认麟州边界在宋境内70余里的条件。随着年宁星和市的开通，直接导致了担任并州司马的司马光等人根据此前双方达成的和议，谋划在屈野河西20里（即西夏欺骗要归还给麟州的被侵占土地）新筑二个防守的寨堡，以作为防卫西夏侵耕的据点的实际行动，进而为后来宋夏发生“屈野河之战”留下了种子。结果宋军将领郭恩、武勘盲目率军孤军深入攻击兵力占优势的西夏守军，结果在“断道坞”遭到西夏军队的埋伏，导致宋军巨大失败，致使河东经略使庞籍、下属司马光等人受到牵连而被贬官问罪。

以上史实表明，宋夏之间，在麟州屈野河耕地划界谈判纠纷期间，宁星和市成为一个重要的谈判法码，宋麟州地方官张继勋以宋不开通宁星和市相要挟西夏一方，才使西夏一方暂时放弃了对屈野河以西土地的边界领土要求。不久之后，当宋夏发生“屈野河之战”后，虽然北宋地方政府在军事战争中失利了，但北宋抓住西夏经济严重依赖于宋朝这一致命弱点，庞籍等人向宋朝廷建议：“嘉祐初，西人侵耕屈野河地，河东经略使庞籍谓：‘非绝其互市，则内侵不已。且闻出没藏讹庞之谋，若互市不通，其国必归罪讹庞，年岁间，然后可与计议。’”庞籍提出完全停止宋夏之间的互市贸易，包括宁星和市在内，断绝西夏从事战争的经济资源来源，并进而影响到西夏境内百姓的日常生活，“虏仰吾和市，如婴儿之待乳”，使西夏不得不停战而求和市。史称，由于北宋断绝与西夏的和市贸易，致使西夏境内“尺布可值钱数百”、“一绢之直八九千钱”，军队“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畜”，老百姓饮无茶，财用日乏，怨声载道，使西夏不得不暂时停止侵耕宋地，转而要求重新开放宁星等地的和市榷场，进行正常的经济贸易。无独有偶，宋朝有识之士张方平也曾上书宋朝“元昊为寇三年，虽连陷城寨，未能有我尺寸之地。而绝其俸赐，禁诸关市。今贼中尺布可直钱数百，以此揣贼情，安得不困？”，其意也在于利用“经济封锁”政策以围困西夏，使西夏发生经济困难，不得不停止战争而转向寻求和平贸易往来。由此可见，宁星和市在宋夏战与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那么，宁星在今天陕北的什么地方呢？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笔者大胆提出一种推测。前引传世文献已经说明，宁星应在北宋麟州境内，与西夏的边界应该接壤。据元丰四年（）种谔出兵于绥德城，要求张世矩等人率领麟州（今陕北神木）、府州（今陕北府谷）兵马会集于宁星，以配合种谔进攻西夏的银州（今陕北米脂）、夏州（今陕北榆林）来分析，则宁星的位置应该在麟州西南方向，靠近米脂、绥德城不应太远。另据文献中经常将“宁星”与“吴堡”并提，河东路转运司经常给朝廷上书，在宋夏和平时期要求放弃在吴堡（今陕北吴堡，黄河边渡口）建立物资储备交易地，而在宁星进行互市贸易，那么，宁星与吴堡之间的距离也不应该太远，而吴堡只是战争时期宋境内河东转运司的物资基地，宁星则是和平时期宋夏边境上的和市交易地，宁星和市里的主要物资也应当是通过黄河渡口从河东路转运而来。因此，笔者推断，宁星的位置应该在今天屈野河下游，靠近秃尾河、黄河、屈野河交界区域，即今天陕北神木县花石崖镇附近区域，下延到今佳县北部区域。理由是，这块区域，北临宋代麟州不远，西距西夏夏州（今陕北榆林）很近，南与绥德相接近，符合文献中对于宁星位置的描述。另外，从黄河渡口转运来分析，这块区域北可经府州和定羌军之间的黄河浮桥进入山西保德县、太原府，向西渡黄河经巡检司村而达山西兴县，南可经佳县黄河渡口到达山西临县、或经吴堡黄河渡口而到达山西吕梁地区，物资转运往来非常便利。再从这块区域内保留的现代小地名来分析，在花石崖镇附近、秃尾河边有“薛家会”村，北面有“九五会”村，黄河以东的山西境内则有“蔡家会”镇、“贺家会”乡、“东会”乡、“顺会”乡等现代地名，成由西向东的一字排列形势。而已知北宋时期，将村寨镇堡附近举行的定期集市称为“会”（意集会集于此进行物资交易），如原州镇戎军内有折羌会，《西夏地形图》上也有存在于西夏境内的会集，如钿会、叶子川会、勒鸡会等，可证将此种在村寨举行的集市宋夏双方都称为“会”。以上这块区域内称“会”的村镇名如此集中于小范围区域之内，也许是对中古时期唐宋以来村寨贸易的一种传承性的反映。当然，以上一切关于宁星位置的推测，都是笔者的一种推测，而没有文献实证，还请专家学者予以指教为盼。

2.定边

定边，原本是北宋陕北地方政府设于葫芦河流域的军事机构，其治所大概在今陕北吴旗县北部铁边城镇。宋治平四年()后，宋军控制了西夏的战略要地横山、天都山地区和葫芦河流域，筑城设州，于元符二年()正式设定边军。宋金战争爆发后，西夏以此为契机，扩张领土，至仁宗人庆三年()时，西夏的疆域扩张至建国以来的巅峰。建炎二年()九月，西夏袭取了宋环庆路的定边军。随后，西夏通过与金划定疆域，将横山、天都山、葫芦河等战略要地还给西夏，“皇统六年（），以德威城、西安州、定边军等沿边地赐夏国”。李昌宪先生考证金仅将原属宋环庆路定边军治所定边城以北的辖境划给了西夏。因此，西夏拥有“定边”之地，已经是南宋绍兴十六年（）以后的事了。

3.左厢

“左厢”，在《西夏地形图》中出现在陕北宥州（今陕北靖边县）附近，是西夏后期“神勇军左厢”的辖地，更是西夏与北宋陕北地方政府之间发生主要战事的区域。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景祐四年(年)”载：（李）元昊初“置十八监军司，委酋豪分统其众。自河北至卧啰娘山七万人，以备契丹；……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驻兵五万人、灵州五万人、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可见，西夏在其东部边境地区（以西夏方位而言是左路）以宥州为中心建立左厢监军司，统领五万军队，主要针对的是北宋陕北鄜延路（延州、鄜州）和麟州、府州地区的北宋军事寨堡内的北宋陕北军事力量。到宋嘉祐七年（）时，鄜延经略司上报宋朝中央政府称，得到宥州上报的西夏军事情报的牒文，西夏将左厢监军司改称为左厢神勇军。“夏国改绥州监军司为祥祜军，改左厢监军司为神勇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宥州在宋夏边境上起到了重要的外交作用。据陈旭先生依据史料钩沉所做的研究，在宋夏双方非战争时期，双方的外交事宜的办理以及外交文书及人员物资的交割，甚至是西夏使节要出使北宋，必须先要移文宥州，得到陕北地方政府的同意之后，才能进入宋境。

4.龙马川、三角

“龙马川”和“三角”地名，都见于《宋史》卷《党项传》：

咸平元年(年)十月，兀泥族大首领、昭州刺史黄罗对于崇德殿，兀泥族在青冈岭、三角城、龙马川领族帐千五百户，初隶继迁，俄投府州。

上文中的“青冈岭”疑即与文献中的“青冈峡”密切相关，而已知青冈峡的位置宋环州境内，因其位置险要，屡屡出现在宋代文献内，是党项东山部部族主要聚集的区域之一。因此，笔者以为出土西夏《字书》上的“三角、龙马川”，皆应在环州以北的青冈峡附近。龙马川，也许就是《宋史·夏国传》中对青冈峡西侧“龙马岭”山下的平川地域的一种称谓，它距离环州以北的柔远砦并不远。但在《西夏地形图》上，在环州东北的青冈峡以西，另外还有“白马川”的地名，或许就是《杂字》中的“龙马川”的另外一种称谓。但学者们另有一种意见认为，龙马川的位置，恐怕不在环州，因为党项兀尼族之前所居的青冈岭、三角城，曾是府州大将折克行多次征战的地方，据《折可行神道碑》记载，折克行与西夏军作战于青冈岭、厮罗川、三角川地，而战斗的地方多发生在麟州西南与银州、绥德之间，应该不会跑到环州那么远。再者，环州的党项族恐怕也不会辗转投附到府州吧。此种意见有碑石文献佐证，应属可信。笔者颇怀疑“三角川”大概在秃尾河、黄河、屈野河交界的三角形河川区域之中。

5.绥德城（军）

在《西夏地形图》上有“绥德城”与“绥德军”。绥德城原属绥州，在西夏立国之后便和夏、银、宥等陕北诸州被西夏所占据。直到宋熙宁三年（），北宋名将清涧城守将种谔，采取巧妙的间谍策略，使西夏大将叛变进而率军收复西夏占领的绥州，并在此大修城池，而将绥州改名为“绥德城”，后北宋陕北地方政府在年正式在此地建立绥德军。

三、西夏地图和出土字书反映的宋夏相关历史文化问题

1.北宋绘制西夏、陕北地形图用于军事目的

北宋初，由于党项建夏国对抗、侵宋，宋要防御西夏的进攻，就要了解夏国的国情、军事、地理等详细情况，于是便催生了描绘西夏境内地理、地形的地图的需要。因此，宋夏对峙的边疆前线上的将领及文士，都开始重视地图在御夏战争中的重要性，有意识地通过熟悉西夏境内山川、地理、交通的人士搜集关于西夏的各种情报，然后绘成地图，大量抄绘给边方将领。这就是流传于后世的《西夏地形图》的原始写本存在的重要原因，当时肯定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写本地图。史载，宋将曹玮、张崇贵曾经献给朝廷《泾源、环庆两路州军山川城寨图》，此图由于资料详尽，描绘山川地形、州军城寨极其详备，“华夷山川险固、出入战守之要，尽在是矣”，而被颁赐于宋夏边境，广为流传。另外，曾任陕西转运使的郑文宝，如转运粮食到灵州去，必须要厚礼贿赂灵武大路上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以金帛啖党项酋豪子弟”，与之搞好关系后才能顺利通过灵武路。《宋史》载“（郑）文宝前后自环庆部粮越旱海入灵武者十二次。晓达蕃情，习其语，经由部落，每宿酋长帐中，其人或呼为父。”由于郑文宝曾经多年实地调查河西陇右地区的地理与地形，多与当地蕃族交往，了解交通道路、部族等直接的、第一手的情报，因此，他后来撰成《河西陇右图》上给宋廷。元丰年间，延州知府刘昌祚进献给宋廷《鄜延边境图》，将鄜延路宋夏边境七百里之间的山川地理形势、军事寨堡等情况详细绘成地图，而且提出了耕垦训练、战守屯戍的具体战略和实施方案，为后来宋夏之间在鄜延路的军事攻防上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价值。

综上所述，北宋政府有意识地绘制西夏和陕北边境的地理地形图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和西夏的军事战争的需要，而且将此地图大量地抄写、复制给陕北边境的地方政府和官员，这正是传世的《西夏地形图》，无论是写本还是刻本，都有一个宋代的写本母本《西夏地形图》，故二者能够得以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2.《西夏地形图》与出土《字书》所见北宋陕北与西夏之间的主要交通道路

北宋时期，陕北地区与西夏之间的主要交通往来靠和是灵武路。灵武路是泛指从灵州通往关中内地的驿道，晚唐至北宋初期基本上有三条道路：其一，从灵州出发，沿环州（今环县）青冈峡至庆州、邠州至中原；其二是溯清水河而上经萧关至渭州（今平凉）、泾州一线至关中；其三是沿从灵州出发，沿黄河东进，经灵州、洪州、宥州、延州（或灵州、夏州、银州、延州）的“鄜延路”而南下至关中。

北宋初期，以“灵环路”为沟通关中与灵州的主要交通大道；但在西夏建国之后，不以唐五代灵州为都，而以兴庆府为国都，因此，北宋中后期，关中经陕北通往西夏之间的主要交通道路却是以鄜延路为主，这条大道在《西夏地形图》上被标注为“国信驿路”，是北宋与西夏之间通使往来、国书交驰的主要交通大道，就是因为北宋后期，北宋与西夏主要对峙的战场主要在陕北东部的鄜延路上，而这条路在《西夏地形图》上也被标注是“夏人犯边要路”，是指西夏立国之后屡以此路为突破口侵犯北宋边境。《宋史·范雍传》中称，延州知府范雍上书朝廷“延州最当贼冲……贼出入于此”，后来正是在范雍等人的建议之下，及宋夏战争交锋的实际后果，使北宋政府在陕北延州地区边境上大量地修建防戍设施，故使鄜延成为北宋陕北地区的军事重镇，与《西夏地形图》上所标示的宋夏边境上密密麻麻的边境寨堡戍城的景象是一致的。鄜延路代替传统的灵环路成为北宋的“国信驿路”，就是北宋陕北东部战线重要性上升的一个体现。

另外，在《西夏地形图》上还有一条从西夏通往契丹（辽国）的“东北驿路”，这条道路从灵州起始，在黄河南岸，西起马练驿、奈里平、乞罗驿（这二个小地名都在出土文献《字书》里面得到验证），东到横水驿，经过12个驿站而到达契丹境内，故也被称为“契丹路”。这条驿路的东北段正处在陕北河外三州：丰州、府州、麟州地域之内，从《西夏地形图》上可见有从麟州、府州都有通往这条驿路的交通道路存在。由于这条驿路主要穿越沙漠之中（今毛乌素大沙漠），沿路缺少水源，补给极为困难，故不是主要的交通要道和贸易路线，但却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出奇不意的军事路线。年，西夏国主李元昊率军向东进攻陕北孤悬于黄河河套之内的丰州、麟州、府州时，就沿此路攻陷了丰州，进而威胁府州、麟州，经过府州大将折继闵等人的誓死抵抗才击退了西夏军。当时张方平曾上书建议“请屯重兵于河东（今山西太原），示以形势，贼入寇，必自延、渭（而来），其兴州（西夏国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巢穴之守（必空）虚。我师自麟、府（二州）渡河，不十日而可至（兴州城下）。此所谓‘攻其所必救’、‘形格势禁’之道也”，张方平建议宋廷，应在河东太原府屯驻重兵，一方面可以渡黄河而驰援河西丰、府、麟三州；另一方面，当西夏军队从泾原路、环庆路、鄜延路而大举进攻陕北时，其国都必然空虚，此时，宋军重兵经定羌军（今山西保德县）黄河渡口渡过黄河，从府州、麟州二个方向，沿着这条出奇不意的“契丹路”，穿越沙漠，再次渡过黄河，直攻西夏国都，则必然会调动从灵武路上进攻陕北边境的西夏军队回撤，进而消灭其有生力量。张方平的计策虽好，与战国时期孙膑兵法里“围魏救赵”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宋朝军队苦于无好的战马，一没有强大的骑兵集团，二缺少穿越沙漠的必要后勤补给而放弃此计策。待到宋神宗元丰四年（年）宋廷计划兵出五路进攻西夏灵州时，其中一路即由并州知州王中正率军从河东太原渡河西进，经府、麟二州沿此“契丹路”而进攻西夏，也是因为此路途程遥远，又要穿越无垠广阔的大沙漠，后方运饷补给十分困难，最终导致军粮不继而中途失败而返回延安府。

3.西夏地图和出土字书所见宋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

从《西夏地形图》上标示的经济地理和《字书》残存二十部的整体内容来看，《字书》中多辑录了反映西夏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词语，药物名称更是占了大量的篇幅，史金波先生推测可能和汉族主要从事这些行业有关。许多物品，可能是西夏通过与北宋之间的互市贸易的商品。如“衣物部第三”中记录了各种衣物名称，其中有来自西川及京师(应指宋朝京师汴京)的丝织品。如川纱、川绵、京纱。既有官服如公服、朝靴，又有平民服，如腰绳。也有僧衣，如禅衣、袈裟。也有少数民族服饰，如披氊、披袄等。“斛斗部第四”中记录了各种米、谷、麦、黍、麹、豆等农作物，既表明是汉族文化传统的农业，又是各种农业物资的名称。“果子部第五”记录了来自南方甚至是西域的瓜果，如乌梅、锡果、南枣、越瓜、回纥瓜、大石(食)瓜。“音乐部第九”中记录了影戏、杂剧、傀儡等中原北方汉族常见的音乐戏种以及相扑、散唱等表演节目。“药物部第十”中许多药物来自北宋南方地区，如龙眼、荔枝、槟榔、安息香。有些物品则来自西域，如碙砂、阿魏。“器用部第十一”中，纸就有数种，如表纸(裱纸)、大纸、小纸、金纸、银纸、蜡纸，以及复杂的抄纸方法如三抄、连抄、小抄，还有可能是来自于宋朝京师的京纸。以上内容都表现出鲜明的汉文化特征，甚至是宋代商业繁荣、医学发达、文化昌盛的特征，表明在西夏政权与北宋陕北地方政府之间，除了军事冲突和战争之外，更多的还是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占主导地位。而宋夏双方的这些经济交流，除了大规模的官方定期榷场交易之外，还有更多在宋夏边境上的寨堡内进行的民间和市贸易。出土Дх.《字书》中出现的“宁星”等小的和市地名，其实就是宋夏之间通过和市贸易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反映，而这种经济交流对宋夏双方都是互利的，经济交流使西夏国内物品丰富，而宋朝也获取了战马等物资及西夏国内的政治、经济、地理等等诸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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