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匠恐怕是溪源村年代从业人数最多的匠人了。那时，家家编苇席，户户有席匠，全村不足人，编席匠就有多人。溪源村的苇田栽植已有千年历史，过去有多少席匠不得而知。据村里的老人讲过去溪源村编苇席的并不多，这是因为溪源村历史上工商业发达，是远近闻名的富庶之地，随便找点营生就比编苇席赚钱容易。虽然溪源村出产苇子，可在解放初期并没有几个人会编苇席。在溪源村流传这么一句古话，“席子一条龙，谁编谁受穷”，编苇席常年累月身体一叠三折蹲在地上，上火下寒，久而久之，都成了佝偻腰，罗圈腿，年轻时身体尚可，到老了“瘘疮屁股老寒腿”，所以但凡生活能够得过去人是不愿意学习编苇席的。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溪源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编苇席的，苇子全部卖给外村的席匠了。

说到近代溪源的编席匠，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武登会。武登会是原孙家沟乡苏家湾村人，自幼随父母搬到站庄村居住。站庄村有苇地，武登会在站庄村学会了编苇席。年夏的一天，站庄村突降暴雨引发山体滑披，武登会一家住在山崖下的房子被泥石流掩埋，武登会恰好没在家中得以幸免，但正在屋子里的父母却再也没有出来。年春天，溪源村的支凤山到站庄岳父家认识了武登会，因当时溪源村没有编苇席的，于是支凤山动员武登会到溪源村编席，经支凤山反复说服，武登会来到了溪源村。在支凤山的帮助下，武登会找到了房子，开始在溪源村编苇席。支凤山经常到武登会家串门儿，久而久之，心灵手巧的支凤山就学会了编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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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源村有个叫李庆云的，家有几亩苇地，但不会编席子，于是找到支凤山商量，李庆云提供苇子，支凤山负责编席子，一来二去，没几年李庆云也学会了。武登会、支凤山、李庆云是那个时期溪源村知名的苇席师傅。

过去，虽然人们不愿意学席匠，但当时席匠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更何况“是艺高三分”呢。再说，那时的手艺人比较保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古训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所以，没有一定关系是不会轻易收徒弟的。即使收了徒弟，也得三年学徒，关键地方师傅更是不会轻易传授给徒弟的。编苇席手艺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很神秘的。

溪源村有大片的苇地，多户人家，就是本村的消费也能养活三五个席匠，何况当时全县有苇地的地方并不多，席匠在当时也很吃香。于是有好多想学席匠的也会遭到老师的拒绝。

最早和武登会学编苇席的是殷桂德，接下来是李生悦，李生悦媳妇是苏家湾的，称武登会为大舅哥，凭着这种关系李生悦和武登会学会了席匠手艺。在殷桂德、李生悦学艺的同时，支凤山也收高登明、吴正亮为徒弟。殷桂德出徒后，先后收韩福、刘占山为徒，李生悦出徒后，也收韩喜瑞为弟子，溪源村的编席匠一下子增加到了10多个。

年以后，生产队的活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分值越来越低。而编一领5尺宽，9尺长的苇席生产队要给记27个工分，另外补助10斤取暖煤。挣工分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每加工5领苇席的苇子，最少能编出6领苇席，如果手艺好，精打细算，还能富裕出更多的苇子，按市场价每尺0.7元钱计算，多编出的一领苇席就能卖上6、7块钱，如若一冬天加工50领苇席，就能多编出10领，挣工分、领取暖煤不说，仅多编出的10领苇席就能收入现金60、70元。这在当时是极大的诱惑，尤其是那些常年劳动年底分不上红的欠款户。于是，这个时期在溪源村掀起了一股学编苇席的热潮。霍建林、霍仲永、支绍国、霍连忠、支世清、支世才、韩喜文、韩喜成等都学会了编苇席。

年到年是溪源村学习编苇席的高潮。那时，生产队的劳动日值逐年下降，越来越低，第三生产队最低分值只有0.12元，第二生产队最高也不超过0.30元，加上学校停课，许多十三、四岁的未成年人也加入了学习编苇席的队伍。溪源村每个会编苇席的都有学徒。跟随霍连忠学习编苇席的最多，霍汉清、霍汉刚、李世宽、韩喜忠、支世林、温有贵、霍连生等都是他的弟子。随着编苇席赚钱效应的扩散，一些女孩子也加入了学习编苇席的行列。霍钦林、霍钦英、霍春英、韩喜梅、高文英都成了编苇席的高手。

那时，溪源村有60多亩苇田，每个生产队每年都能生产到支苇子。刚开始编席的人少，席匠们随便认领，后来会编苇席的越来越多，只得按人头平均分。

冬天一到，编席的就开始忙碌起来了。每天傍晚，到处都是破篾子、压篾子的声音。

当然，编苇席毕竟是一门手艺，要真正成为一名好的编席匠也是要下一番工夫的。当编苇席变成一种劳动技能，人人都会的时候，手艺已经不是艺术了，而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因而苇席的质量每况愈下。

旧时，编苇席的匠人少，一般都是人们找上门来加工，称作“订席”。那时没有钢卷尺，丈量苇席的尺子是木制市尺（每3.15尺为1米），也称木径尺。因为大多数家庭连木径尺也没有，所以量尺寸大多是用一条细麻绳，量出土炕的宽度后在麻绳上拴一个疙瘩（绳子打的结），然后将麻绳横过来再量土炕的长度，再拴一个疙瘩。席匠根据客户提供的尺寸和质量要求制定价格。

苇席的价格是按面积计算的。旧时，苇席的标准是以宽5.2市尺计算的，不论多宽的苇席，宽度都要折合成5.2市尺。每市尺苇席的价格要根据编织的密度制定。苇席的密度是以席码的“瓣”计算的，每3个席码称一个瓣，市场上卖的苇席也称“市卖席”，标准是宽度5.2市尺的苇席16个瓣。密度越大，瓣越多，因此，客户与席匠商定价格时要把这些讲清。如编18个瓣的苇席每尺定价0.7元，20个瓣的每尺定价0.8元，最多的每尺达到1元多。

从严格意义上讲，做一名合格的席匠是非常不容易的。同是一样的材料，不同的师傅编出的苇席质量是不一样的。好的编席师傅重视每个细节。首先从破篾子开始就严格把关，该破三瓣的决不破成两瓣，需要破成四瓣的决不破成三瓣，编成几个瓣的苇席从一开始就胸中有数；二是压篾子软硬适度，恰到好处；三是在使用篾子时搭配均匀；四是编制过程中保持篾子松紧适度且始终保持直线，编出来的苇席没有缝隙，四边平行，边角整齐；五是苇子有很多的节，尤其是靠近根部的节较为粗糙，为了保证苇席的光滑平整，在编织过程中要千方百计把这些根部的节调整到席码下面，这一点对保证苇席的外观至关重要。由于溪源村苇地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苇子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如生长在山口的苇子，由于山口吹进来的风大，苇子摇摆的幅度也大，风大时苇子被吹得弯了腰，所以苇子中间一段较细，人称“腰凹苇子”；而生长在村边的苇子由于风力比较缓和，风吹时苇子根部和稍部晃动较大，所以长出的苇子中部较粗，人称“腰缸苇子”。有经验的师傅会根据两种不同的苇子采取不同的对策，保证每领苇席都编的方方正正，四边平行，平整光滑，经久耐用。

然而手艺毕竟是手艺，来不得半点马虎。后来涌现出众多的“席匠”大多没有经过严格的学徒生涯，所以编出的苇席的质量根本无法与老席匠相比。在破篾子过程中，往往不能将一根苇子破到头，且不均匀，既造成浪费，也无法保证苇席的匀称与席码的平行；二是在压篾子过程中火候掌握不好，非软即硬；三是由于缺乏基本功，在编织的过程中无法做到疏密均匀，往往是紧的地方苇篾子挤在一起，松的地方缝隙过宽；四是由于前期编织过程中的漏洞，无法保证苇席的四边平行，边角整齐。特别是遇到不同产地的苇子不知道如何应对。因此，编出来的苇席码不匀，边不齐，角不方，纹理不整齐。

年代中期，国家对某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销售，称作统购统销，苇席也被列入统购统销范围内。因此生产队生产的苇席必须统一由供销社收购，否则就是投机倒把。尺寸宽5市尺，长9市尺的一领苇席收购价为4.58元，折合每尺0.元，几十年不变。社员们自家用苇席，也得先从生产队按供销社收购价买来，再找席匠加工成码小纹细的“订席”。

负责收购苇席的是上葫芦供销社的工作人员，每月定期到村里各队收购，量尺寸、看质量、数席码，要求蛮严的的。刚开始，编苇席的都是一些老席匠，年轻一点的也经过严格的学徒过程，苇席的质量也是很高的。到年代中后期，编苇席的人员猛增，多数没有经过严格的学习，有的没有学了几天就当起了师傅，有的为了多出苇席，千方百计偷工减料。于是席码越编越大，从16个瓣减到15个、14个甚至13个；按照常规，苇席收边要在最外边的两纹半处划印收边，有人为了节省原料，在距外边一纹半的地方收边；还有的一头大一头小，或两头大中间小，或中间大两头小，苇席质量越来越差。为了能够保证通过验收关，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托关系，走后门，只是法不责众，一次不行，下次再来，无论如何所有的苇席全部都能通过验收，生产队也及时拿到了供销社付给的现金。

至于通过各种手段富余出来的苇子，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高价卖出去。没有关系的只得冒着被工商管理部门没收的风险到县城市场上去卖。有时工商部门和供销社也在上葫芦要道口进行堵截。为了通过关卡，人们在寒冷的冬天半夜三、四点钟就起床，背上苇席提心吊胆的摸黑赶到县城。

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方式飞速的变化。到年代，人们挣钱的门路越来越多，睡土炕的越来越少，即使是土炕也不再铺苇席了，苇席的消费逐年减少，编苇席的人越来越少。到0年代初期，溪源村只有很少几个人还在编苇席，到几年前已经无人编苇席了，编苇席的手艺濒临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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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霍汉清，男，汉族，年1月出生，祖籍涿鹿县武家沟镇溪源村。张家口市京畿民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家口市桑干河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张家口市诗词协会涿鹿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涿鹿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涿鹿县民俗文化协会常务理事，涿鹿县溪源村旅游文化发展顾问、涿鹿县苇席编织非遗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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